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长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谜”，这两个问题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紧密相联。
一个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世界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提出，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曾遥遥领先的中国古代科技，不知何故，没有能够向现代科技转化并促进经济社会向现代化转变。这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启动前出现的一个令人难解的历史之谜。
而当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并取得显著成就的时候，有人又提出，为什么没有按照所谓标准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原理进行改革和发展的中国，却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惊人效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早已面临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到底应该怎样走”这一历史性难题，在当下的新提问方式。这个问题的存在及其难度，不仅我们已经走过的一段艰难曲折之路足以证明，而且外国有识之士也深刻感觉到了，不是有人提出，谁能把中国经济问题说清楚，就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吗？还有学者认为，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长期高速增长。
应该看到，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样走”这个历史难题的思考和探究，与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和探究，虽然存在内在关联，但其意义与价值却有着很大区别。前一个问题是向后看，是要解释业已发生的历史，是对中国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和古代科技发展为什么出现令人遗憾和费解的结局的追问；而对后一个问题解答，则将直接影响中国人的行动和实践，将决定我们怎样去创造未来，会创造什么样的新历史。很显然，能否探寻到一条能够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新贡献的经济发展道路，与中国人民现实和未来的命运攸关、福祉紧密相连。矢志为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历史巨人——毛泽东曾经深富感情地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1]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位置
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现实之中的问题。道路的起点就是客观的现实存在，道路的延伸也不能脱离客观现实的延展。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2]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经济所处的现实历史位置和发展阶段决定的，这就需要从现代化的视野，给与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位置，是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现实前提和理论前提。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一个客观现实。“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位置的全面科学认识，并不是很容易的，这涉及到对社会经济形态系统结构中不同层次的发展状态及其关系的把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做过有益的探索，但没有完全搞清楚。直到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做出了新的判断：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也就是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可以看出，这种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化三者的综合考察中得出的，是依据社会经济结构的三大系统——生产力、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系统思考来判断的。[4]
当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位置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被延迟的艰难的后发现代化过程。在人类六千年文明史上，中国曾经有四千年左右走在文明发展的前列。在人类农业文明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达到并长期保持了世界最高水平，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创造发明，长期居世界的前列，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世界各国学者普遍认为，直到16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仍居世界前列。[5]
18世纪与19世纪的之交，是中国历史坐标系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由远远超出的两条曲线逐渐接近相交后，又向反方向迅速拉开距离的一个历史拐点。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总的历史过程来讲，这是一个“自生型”主动现代化路径终结和“回应型”被动现代化开始的分界点。在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200多年间，中国从18世纪的世界一流强国下降为19世纪的世界二流国家，到20世纪初又跌落到世界三流国家的境地。这就是中国没有抓住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历史机遇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由于农业文明的高度发达而使其社会结构达到了难以超越的精致和稳定程度，由于社会结构的高度精致和稳定产生的巨大历史惰性，反而使中国在向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如此迟缓、艰难和曲折的景况。在人类历史上这场新文明的浪潮兴起乃至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一般不可阻挡的汹涌潮流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在重本抑末和闭关锁国政策的束缚下，对发生在西方的这场意义深远的将引起社会经济形态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根本变化的历史性变革和发展，却盲目自负、茫然无知、漠然迟钝，经济和国力急速衰败，很快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列强坚船利炮的蛮横进攻下被迫启动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必然会遭受多次挫折的漫长而痛苦的历程。由洋务运动拉开序幕，经“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中国的被动现代化努力虽然艰难地首先在某些表层上进行推进，但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而且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之后，连国家的对外独立和对内统一这个实现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都很快失去了。
东方社会在世界近代发展中所处的历史位置，决定了它们要改变自己的落后境况，必须进行“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历史已经预定了这种选择的空间，这种选择回避不了与现代化、西方化的关系。历史和现实已经显示出，东方落后国家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三种道路和前景的选择：其一，为了反对西方化而反对现代化，这主要是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态度；其二，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认为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西方化，比如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方化道路，其结果则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家”；其三，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亨廷顿认为这后一类现代化道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并认为是最成功的一类国家。[6]
二、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新型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宣告了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世纪”的结束。独立统一的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当“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以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样走？就成为一个要立即付诸实践的问题。虽然上述三种思潮在中国就都存在并一直进行着论争，但现实对多次失去历史机遇的中国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最终选择了“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的道路，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来发展中国经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很显然，中国道路的选择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仍有重大区别，带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来讲，虽然对文化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制度构架的选择则更为重要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追求现代化并拒绝西方化，主要是拒绝西方的文化，要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中国拒绝的是西方的基本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做出了历史要求的新选择——探寻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
这是一条极其艰难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更是一条无论对于中国的复兴，对于社会主义的命运，还是对于世界文明的推进，都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路。这里蕴涵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历史发展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条件与马克思、恩德斯对未来社会设想的差距，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这种历史位置，都从历史的内在逻辑上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的本质联系，中国发展阶段及其面临的基本任务与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全球矛盾运动的结合，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同现代化进程存在着历史性的契合，这种契合又提供了在发展现代性的同时、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的历史机遇和条件。因此，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中国选择的这条发展新路，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现代化三者的相互的关系问题。事实表明，对这条新发展道路的内涵的认识，一开始不可能是全面和完善的，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加深的。我们知道，在开始选择这条道路时，“商品—市场经济”也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而被拒绝。
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具备了主权独立、国家统一这种主动现代化基本前提的新中国，其第一代领导人充满了胜利后的豪情，怀有一种强烈的赶超先进国家的愿望。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充分发挥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动员能力，调动和利用了新社会制度诞生使全体劳动人民地位改变的巨大政治效应和政治热情，迅速动员和集中使用了全国的资源，并借助前苏联的援助，以苏联模式为样本，在旧中国及其落后的基础上，以外延扩展型经济增长与高积累、低消费的投入带动型赶超发展战略并重，使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建立，使现代教育和科研体系基本形成。这些不可低估的巨大成就虽然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由于没有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在历史定位上的失误，虽然不想完全照搬苏联的做法，但实际上仍然是在努力复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后资本主义和后商品经济未来社会的设想。这样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奠定符合现实要求的具有持久效能的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构架。
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解决如何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这个历史性课题，要探寻到一条既符合社会现实和客观规律、又充分利用历史提供的选择空间，同时对历史提出的新发展方向作出正确抉择的发展道路，没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积累经验的过程，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反复出现了探索初期难以避免的由冲动和浪漫造成的动机与效果相背离状况：1954年一届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构想，1958年的“大跃进”使我们的经济跃而不进；1964年三届人大提出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之化为泡影；1975年四届人大再次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之夭折。应该承认，对中国发展道路探索和认识的初期，对“现代化”背景的把握和“现代性”内涵的认识是不明晰的。
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曾讲过：“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7]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当代中国的这个根本问题，明确提出并开始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没有最终完成。
以明确的现代化历史背景和现代化诉求对我国发展道路的再思考，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历史性反思并进行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邓小平同志在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在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没有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这一关键之后，重新鲜明地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和强调这个问题，几乎是口不离现代化建设。他鲜明地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深刻、自觉地反思当代中国的这个根本问题，更清晰地把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联系起来思考。他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8]同时，他又结合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认识，把问题归结为：“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9]
三、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内涵：多角度的整体思考与把握
道路不仅要落实在现实之上，道路更是立足现实的一种选择。当我们搞清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位置，确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要进一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具体内容，首先就需要从整体上厘清探索认识这条道路的基本思路，进而认识这条道路的诸种特点和基本内涵。
历史的辩证法就表现在，在落后的历史位置和状态中既存在严酷的后发劣势，又蕴含着难得的后发优势；探究社会发展道路的方法，也蕴含在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之中。能否探寻到一条符合国情、实现民族复兴的科学发展道路，取决于我们能否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种后发现代化的落后状态所要求的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又准确地把握这种落后历史位置所提供的实现赶超型发展的选择机会和空间。因此，在探寻和思考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时，一定要认识到，这条道路的选择和开拓是不可选择性与可选择性的统一。发展道路的不可选择性，亦即不可逾越性，就是道路的客观现实性和由现实决定的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和基本趋势。对道路的这种不可选择性，必须科学认识、严格遵循，不能随意违背和逾越。违背客观规律，悖逆基本趋势，就是藐视道路的不可选择性，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不可违逆性，这样就会陷入唯意志论，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道路的可选择性，亦即可逾越性，是对历史提供的选择机会和跨越条件的准确把握和利用。由于客观现实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口，在新的社会因素萌发的阶段，在两种历史因素叠加的时期，会为历史发展提供新的选择的空间和方向，使社会制度构造的演进呈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因为具有方向性差异而具有选择性。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认识历史提供给我们的这种选择的空间，敏锐抓住这种发挥创造性的机遇，合理充分地利用历史提供的这种可逾越性。这样，我们将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创造性，实现我国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赶超型、跨越式发展。
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有更具体的认识，就需要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角度的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剖析法，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解析。[10]
中国经济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结构转变与发展，从经济角度讲，有三个层次和三重内涵：一、生产力系统的转型与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分化与提升。中国由急速的社会分工决定的产业分化和提升，是工业化过程与农业现代化过程的协同发展过程，同时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向各个产业渗透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内涵和趋势。中国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道路就蕴含在这个系统的转型与发展中。因此，中国特色现代生产力（产业）发展道路的构成，就包括以新型工业化道路为骨干、以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为基础和以科学技术现代化为导引的有机系统。这三个方面的有机联系和渗透，共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生产力发展道路。
应该承认，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和不可选择性较强，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选择余地，但在这里，不可选择性和可选择性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能改变和脱离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基本趋势，这种基本历史逻辑和内涵是不可选择、不可逾越的；但由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与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发展位差，使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使存在一定的选择空间。这样，根据不同的国情和一国工业化在世界工业化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在转变的形式、节奏和具体内涵上是可以有变化和选择的，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依据这种情况和认识形成的。
二、交换关系系统的转型，这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排斥商品经济到发展商品经济，从消灭市场经济到恢复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对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趋势的承认和恢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经济机制、体制问题，就与这个系统直接相关。
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育的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是马克思设想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的形态。过去曾经认为商品经济是可以跨越过去的，然而实践证明，商品经济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价值”关系和价值机制是不能随意抛弃的。它们之所以是不可跨越的，从功能上看，是由于商品经济、价值关系和价值机制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有着本质的逻辑关联。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和结构是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作用，在于它是造就现代经济的基本要素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性力量，是实现现代化的不可脱离的基本途径。商品价值关系和价值杠杆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机制，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运行调控机制的基础。
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还要有自己的特色，要使物质利益和价值杠杆的基础作用与精神及道德的激励作用结合起来，既要纠正计划经济时期忽视物质利益原则的偏颇，又要合理吸收和利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构建物质利益原则、价值机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机制。要重视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精神发展”问题，充分发挥“精神”因素的动力作用与约束作用，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现代化发展中的动力机制、价值机制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的动力机制。应该看到，这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是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完善经济发展道路的重大课题。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也应该有新的思路，要全面总结自己和世界各国正反两方面的全部历史经验，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出发，认真进行“不可选择性”和“可选择性”的思考。要在充分认识现代市场经济关于宏观调控方面的一般经验和新进展的基础上，着力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新特点。因为我们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问题，不能仅从一般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考虑，而是要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存在着赶超型发展的艰巨任务；特别还要认识到，我们是以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和制度基础的，我们要实现以人为本、全民共创共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经济调控系统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选择和创新，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三、生产关系系统的调整和改革，这表现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产权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任何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发展的，任何交换方式都是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结合为一个有机体来运行的。选择什么生产关系作为主体？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方向和性质的制度特征问题。
在20世纪末叶，处在历史性改革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发生了一次发展道路的选择。当改革在局部发展商品经济和整体模拟市场经济的框框内都没有找到出路、终于要搞真正的市场经济的时候，世界社会主义改革运动迅疾分道扬镳。由改革的二重基本内涵决定的三种趋向必然表现为“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最终的结局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力量上的博弈，在现实中会转化为三种改革目标模式：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主导的各类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11]此刻，又一次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是不可回避的。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在认识到我国处在后发现代化的历史位置、现代性还没有充分实现的发展阶段，在承认了现代化与商品—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关联，承认作为现代化过程的这两个有机联系的内涵都是不可逾越的时候，我们就又面临着决定这一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性质和方向的选择，即基本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选择。在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遭受挫折的时候，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汹涌而至，“充满自信”地宣告“历史的终结”，似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可选择。然而，只要坚持历史辩证法，就会客观地承认，虽然现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状态，仍然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空间，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化和生产社会化发展导致的产权分化趋势已经提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私有产权制度已经是可以逾越的。[12]因此，就是经济落后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通过发展商品—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社会的主体生产关系和社会基本制度并非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可以实现与商品—市场经济的结合，这种选择是要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是这条道路的本质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终于根植于现实之中的结果。因为从总体上讲，这种重新给予正确历史定位的社会主义，就是在生产关系(纵向经济关系)系统上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产权关系系统；而在交换关系(横向经济关系)系统仍处在商品—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是这两大经济系统的特定历史性结合，即实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其核心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我国新型现代化过程的制度构架。这样，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同时以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实现以人为本和成果分享，在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经济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赶超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作为一个超大型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要在生产力方面用几十年时间完成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以工业化推进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任务，实现三步走的发展目标。这个后发现代化过程，是在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二元经济的基础上迅速推进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全面变动过程，是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向一个开放的且不断提升开放档次和提高开放质量的状态的转变过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过程，是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经济形态的产权关系转变过程。这几重历史性转变的重叠，使这一过程具有异常丰富的内涵、难以比拟的独特性和难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进行整体把握的话，就可以得出：这是一个独特的“现代性的实现与超越过程”。这样一个似乎很怪异的哲学意义上的综合概念，但却是历史赋予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13]
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由设想转化为现实没有发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微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既是历史发展辩证法的体现，也提出了新的历史性课题。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正在或已经展现了经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的现代性的充分展现及其负面效应的情况下，在这种现代化还没有得以发展（现代性还没有充分展开）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和构建，就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性课题。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是现代性充分实现后的社会主义形态，即不是马克思从典型形态上的逻辑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包括其第一阶段）设想的复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历史职能，就是在对“现代性”历史作用某些层次充分肯定、自觉推进与充分实现基础上，在另外层次的理性超越。简言之，是既实现现代性又超越现代性。具体讲，就是在生产力和交换关系这些层次，发展利用商品--市场经济，推动工业化，同时在生产关系这个层次，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伴以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实现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14]
因此，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和“发展”既存在着不可选择性，又存在着可选择性。质言之，向现代型经济和现代型社会的转型是别无选择的，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决定的。这种不可选择性，就是现代性的实现是不可逾越的，简单地讲，就是要通过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来培育现代经济的基本要素和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架；而走向一个什么性质的现代型经济和现代型社会，则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是不可回避的选择，现代化既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另类的，是社会主义的。 [15]
我国的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偏离了现代经济学正统理论开出的“药方”，在路径选择上也没有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休克疗法”，而选择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之路，而且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中国体制改革和转型走出的这条道路，不仅暗合了现代化系统结构转换的渐进性要求，而且提出和实践了新的转型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意义，就是试图走出一条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新路，也就是既符合现代型经济、社会的基本要求，又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另一种现代化形态。这种另类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处于同时段（商品－市场经济阶段）的现代化.
四、“中国道路”仍在发展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既遵循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根据自己的现实条件和时代新特点进行的制度创新；它既要充分借鉴国外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但又没有可以直接照搬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出一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赶超型发展过程，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过程，是中国人民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新中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了我们选择的这条道路上正确的，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先例，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从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国家，成长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道路”改变了全人类近1/5人口的命运，十几亿人民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是世界同期年均经济增长率的３倍多，古老的中国驶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中国道路”，不仅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还推进了世界经济发展。自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每年平均进口６８７０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约１４００万个就业岗位。去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２２％，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９％。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发展改变着全球发展的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这怎能不赢得世界的瞩目。
客观地看，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开拓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已经基本成型，但还不完善，还存在许多问题，它具有特质的新内涵和新功效已经在现实中开始展现出来，但还很不充分。我们知道，邓小平曾从改革的深度上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同时，又着眼于改革的创新性、难度和深远意义，强调了改革是一场试验。他说：“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19]是探索“一条新路”。[20]这意味着，开拓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是一场具有历史性难度的探索，是一个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的交互作用中不断总结经验，持续探索的过程。200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进行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和时代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
中国未来的更好更快发展，需要“中国道路”更加完善。任何一种体制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成熟，都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的，何况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制度构架的这种具有极大难度的新发展道路的开拓和发展。为了更加辉煌的未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探索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正视和不断解决还未彻底解决的一些难点问题和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
《毛泽东文集》第7、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程恩富、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2008卷第24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丰子义：《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北京出版社，1999年。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等：《经济发展》（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和不平等：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姚洋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本文发表于《经济从横》2010年第2期，后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6期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6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