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注释中，认为1928年春，毛泽东在井冈山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三项纪律”；1928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到了1929年以后，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

“三项纪律”颁布的时间是1927年10月23日，而不是“1928年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毛泽东听说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东江失败，湖南又无立足之地，便于1927年10月23日率部到达荆竹山，荆竹山坐落在湖南、江西两省的交界，山上长满了各种竹子，又以荆竹居多，所以被称为“荆竹山”。也就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决定把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为了能使工农革命军上山后与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当年在场的老战士陈士榘，后来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一文中回忆说:“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是工农革命军最初颁布的“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颁布的时间是1928年1月25日，而不是“1928年夏”，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井冈山的冬天异常寒冷，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粮食和拓宽根据地的面积，毛泽东决定攻打敌人守备薄弱的遂川县，1928年1月4日，毛泽东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占领遂川城，遂川的地主豪绅、反动派对工农革命军造谣诽谤，使遂川城的市民一度信以为真，在我工农革命军的宣传发动之下，很快就扭转这种局面。但部队分散活动，出现了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在借来的许多同样的门板中，又往往弄错，睡过的地方也没打扫干净等。后来，黄瑶在《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一文中记述到:“有一次，四班去打一家土豪。这家土豪早跑掉了，留下了搬不走的相当漂亮的房子。”“四班长在这家土豪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条子，限令土豪在三天之内送来1000元钱，否则，就要将这座房子烧掉。三天过后，土豪并没有把钱送来。于是，班长就领着战士们把这座房子点着了。恰好，这时土豪从外面传话回来说，请不要烧他的房子，钱凑够了就送来。”“可是，这座房子已成废墟，只在夹墙里发现了几箩筐已经熏黑的银毫子。”

毛泽东了解到上面的情况后，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就是:“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时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回忆说:“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经听到六项注意了。”“那时也听到三大纪律。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

1928年3月28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南部的湖南桂东县沙田所，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由于各种原因，有一次工农革命军烧土豪家的房子时，竟殃及到了旁边的老百姓家房子；打土豪时，竟然错把老百姓娶媳妇的新嫁奁当做土豪财产予以没收等。为此，1928年4月3日上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桂东县沙田圩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对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桂东县沙田一带的赤卫队员、少先队员，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李自仁在《红军在沙田》一文中有记载，当时，毛泽东说:“烧房子这类事情行不通，烧了房子，老百姓都走了。现在要颁布几条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也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次他还将原来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

1929年，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部队经过赣粤边界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比较闭塞，红军到后，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结果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不满。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把原来的“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加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后来，觉得不够文雅，就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

1930年9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红军士兵会章程》正式收入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原来的六项之外，另外加上的是“不得随便屙屎和不搜敌兵腰包”两条。1947年10月，才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