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东鸿
灾情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烈度６度强、局部７度的地震，使北京部分地区墙倒屋塌，并有人员伤亡。
华国锋当天给毛泽东的报告提及：“北京市亡一百余人，伤四千余人，全市倒塌房屋三万多间。”
部分砖石结构的古建筑，如白塔寺、天宁寺、德胜门、于谦祠、故宫砖墙以及通县的燃灯佛舍利塔、麦庄塔等，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北京展览馆上面的红五星装饰也被震落了下来。
震波来临时，建筑比较坚固的工厂也产生颤动。
首钢公司石钢炼钢厂炼钢车间的天车不停地晃动，并发出响声，高压套管发生严重位移，管内的油大量流出；北京特殊钢厂炼钢车间的五号炉正在出钢铸锭，盛满１５吨钢水的大钢包吊在空中，突然晃动了起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胜利化工厂１５米上水管线被震裂；北京焦化厂焦炉建筑剧烈晃动，全厂突然停电１３分钟，炉内压力骤然增高，炉顶一片火海；北京氧气厂制氧车间的厂房晃动不止，墙上出现许多裂纹，五处开裂和错动，机器大轮摆动十分厉害；北京塑料器材厂厂房山墙倒塌，２５米高的烟囱从顶部被震裂；京西煤矿井下支柱劈裂发出声响，碎石下落……
地光，地声，天摇地晃
北京２７日的晚上，出奇地热，一丝风也没有。
很多人至今仍牢记着２８日凌晨地震时的感受：地光，地声，强烈的摇晃……许多人是被摇醒的，“跟坐火车一个感觉，左右晃动”。当时人们普遍的反应是不顾一切，尽快跑到屋外去。慌乱中，有的人甚至将枕头当作婴儿抱到了室外。
最先预感到强震波即将来临的，应该是住在交道口的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华北三队的专家黄相宁夫妇。凌晨３点多钟，黄被妻子摇醒：她感到床在轻微晃动，“一定是地震了”。早在７月１４日，黄相宁和同事就向国家地震局提交过一份报告，预测７月２０日前后、８月５日前后，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可能有５级左右的地震。因此，他俩对地震的警觉性很高，马上抱起三个孩子，跑到院子里。这时，看到东南边的天空闪着蓝紫色的地光，黄相宁预感到：要出大事了。果然，几秒钟以后，大地更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稍后看到地光的，有当时住在中南海里、时任中央警卫局政委的武健华。
武健华回忆：“地震发生时，我们从中南海东八所卧室跑到屋外，聚集在四合院的中间，看见天空中黄色带红的强烈闪光震荡，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被震倒，少数房子被震塌，异常紧张。……夜里余震不断。”
当时，在北京大学进修的原北京市机械局女干部于向真，半夜时分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她也看到了地光，还听到了地声。
于向真回忆：“我忽地坐起身，听到外面传来隆隆的地声，很沉闷很沉闷；睁眼又见到一闪一闪的银灰色的地光，很亮很亮，我迅速叫喊同屋另外三名女生，拉着、拽着、推着与她们一起跑下楼。”
“那时楼下基本没有人，人逐渐多了。当最初的惊恐稍稍平定了下来，穿着内衣的我，发现一个女同学光着上身，就把披在身上的小毛巾被让给了她。她当时紧张得忘了害羞，我把毛巾被披到她身上她都没有反应，过了好一会儿才过来说谢谢。”
准备赴朝援建平壤市地铁项目的专家袁永明，坐飞机到达北京时已是凌晨。他进入北京饭店不久，地震就开始了。袁永明回忆：“从电梯出来，饭店楼上开始摇晃，掉下来的石头把饭店门口的汽车砸坏了。”
住在该饭店第１５层的康原（美中贸委会香港代表）回忆：先感到上下震动，然后是从东到西的水平晃动；楼房发出嘞嘞声，屋顶上的电灯猛烈摇晃，我觉得就像身处在摆动幅度越来越大、力度越来越猛的摆动中。最后，当我认为这座建筑物已不能再抵御这些震动时，震动渐渐停止了。我一跃而起，穿上衣服。这时是凌晨３时４５分。
北师大何兹全教授夜里也被地震摇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模模糊糊中，好似火车进站，稍微清醒后，忽然意识到‘地震’！猛然起来，拉起良玉逃往楼外。楼是刚刚造好住人，楼外还到处是土堆土埂，简直是连爬带滚地逃到楼外。一时各家各户，都逃出来。”７月２８日下午又有一次震动，何兹全夫妇正在工九楼前马路边游荡，他们看到马路旁水沟里的水在荡漾，电线杆在摇晃。
当时在和平里一家工厂工作的李霖回忆：“夜里大约３时左右，我和邹玫在床上正睡得香，忽然楼房一阵急速的左右晃动，随即上下跳动，书架上的石膏像摔到地板上摔断了。吵嚷的人声‘地震了！地震了！’把我们惊醒，赶紧披衣往楼下跑，其实跑下楼后震颤早已停止。八栋楼房的外墙震裂一条很长的裂缝。”
保卫毛泽东
住在“游泳池”书房的毛泽东，病情已经特别严重，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华国锋、张春桥和王洪文、汪东兴分两班值班守护。
这天，值班的是王洪文和汪东兴，张玉凤也参加了值班。
地震使住处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发动般“轰轰”的响声，毛泽东的病榻摇晃不止……在场的人都忽地围到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周福明抱着毛泽东头部，弯下身挡住，防止掉下东西砸着他。
他们还用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毛泽东床铺的上面，防止掉东西下来砸着。
一个工作人员回忆：“他的神志还很清楚，也知道发生了地震，但是他说不出话，只用手摆摆，大概想说不用惊慌。”
天亮后，毛泽东被迁往新建的“２０２”住所。
武健华回忆：“医务人员、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和服务科的同志，在华国锋、汪东兴的指挥下，将毛主席从中南海游泳池迁往两年前建成的‘２０２’住所。这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较强的余震，但在‘２０２’似乎没有什么感觉。”
“２０２”住所是１９７４年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房子，是中南海重大战备工程的“重中之重”，建成验收时，还进行了防原子、防化学、防辐射等检测。
毛泽东清醒时十分关心震情，并因灾情的惨重而痛哭。
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专家王新德回忆：“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号啕大哭。”
邓小平一家的自救
７月２７日夜晚，邓榕过了午夜才躺下睡觉。她刚刚睡着，突然，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把她从梦中惊醒，她听到了地声。
邓榕回忆：“我从床上坐起来，定了一下神儿，立刻想到是地震！”
她立刻跑到走廊里大叫：“地震啦！地震啦！”这时，她身后轰隆一声巨响：走廊的屋顶垮下了一大片。
邓榕想到了奶奶，赶紧跑到她的屋里。“我看见整个房屋，整个大地都在摇晃着，奶奶扶着桌子，站都站不稳，根本不能走动。我赶紧把奶奶扶着走到室外。这时，邓林、邓楠也都跑了出来。我们相对一看，一齐大叫起来：‘爸爸、妈妈！’”
平时为了安全，邓小平夫妇在睡觉时，门是紧锁着的。他们找了一根棍子，七手八脚硬是把门给撬开了。
邓榕等人进去一看：“由于吃了安眠药，父母亲还熟睡未醒呢。我们赶快把他们叫醒，扶着他们，跌跌撞撞地跑出屋外。这时，天在摇，地在动，从深深的地底下发出沉闷而又巨大的轰鸣，让人感到格外恐怖。我们扶着三位老人，刚刚在院子里站稳，邓林突然大叫：‘还有孩子们呢！’”
她们反身冲进晃动着的房子里，抱起还在熟睡的孩子，跑了出来。“这下子，全家老少三代十来口人，全都在院子里了。”
急迁外国使领馆人员
２８日下午，澳大利亚前总理、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和夫人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飞离了北京。他们曾赴天津访问，凌晨的摇晃和震响惊醒了惠特拉姆，他的感觉是：“整个天津都在晃动！”
居住在建国门外和三里屯等处的侨民，迁到各自国家的大使馆居住。
由于余震不断，２９日，北京市外事组要求有关接待单位，尽快将居住在北京饭店的几百名外国客人疏散到外地。
中央决定立即派专机送正在北京访问的英萨利率领的柬埔寨代表团和伊朗公主阿什拉芙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提前去外地访问。
３０日晚，纪登奎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英萨利。宴会中途，工作人员送进一张纸条，纪登奎看后，随即递给乔冠华。
纸条是中办主任汪东兴传来的，内容说根据震情预报，未来２４小时内，以通县、大厂回族自治县为震中，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大厂距北京市区不过四五十公里。看了这个通报，纪、乔匆匆结束了宴会，并叮嘱礼宾司，次日一早一定要送走这两批外宾。
十分焦急的乔冠华对章含之说，北京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后果比唐山更严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使领馆。
外交部党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通知各国使领馆留下留守人员，其他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由中国民航提供专机暂时撤往广州、上海，待震情稳定后再回北京。
乔冠华打电话未找到当时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只好告诉秘书了。由于时间紧迫，因此外交部党组决定一面通知使领馆及民航，一面呈文给中央，一定要赶在可能的大地震发生前，尽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国使领馆人员。乔说震情通报不一定准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尽一切可能不使一个在华外国人在地震中受伤。到次日中午，撤离工作大部分完成。至３１日晚上八九点钟时，２４小时过去了，北京并未发生大地震。
章含之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乔冠华却因此次撤离行动，被国务院主要领导指责为“未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在地震面前惊慌失措的表现’，是‘有失国家尊严’”。乔冠华受到了批判。
“天当屋，地当床”，有家不能归
２８日当天，大雨从早一直下到晚。此后几天，也天天下雨。
震后，许多居民跑到院内空地和街道上。有人写道：“几分钟内，北京的街道塞满数以百万计的居民。”许多人披雨衣或打雨伞，立于街中。不少没有雨具的人，浑身被淋湿。
身患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将近８０岁的收藏家、书画家张伯驹，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双腿双脚肿胀，连鞋都穿不上了。
邓榕当天到和平里的公公家去，一路看到的是，大街小巷老百姓全都出来了。人们有的穿着裤衩，有的光着膀子，大人叫，小孩哭，一片拥挤混乱，“整个北京城陷入极度的恐惧慌乱之中”。许多破旧的老房子在地震中受到损坏，人们只得呆在室外，“满街满胡同的老百姓，各家各户，都在忙乱地从屋子里往外面搬椅子、抬床、占地方、支棚子。人们眼睛中流露出来的，不是镇定和信心，而是慌乱和不知所措”。
由于余震不断，一个来月，老百姓大都在防震棚里睡觉，露天而居。
使用缝在一起的塑料布、雨衣（少数用木板、油毡纸），甚至用一把把雨伞排在一起拼成临时的小棚，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和公园里，包括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内。
当时还在读高中的王红回忆：“震后我们全都住到了长安街上，我家就住在公安部门前的马路边上！那时，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都成了临时避震住所了，景象可谓京都史上闻所未闻，情景壮观极了！”
棚子尽量利用树木、电线杆甚至灌木等物以及家具固定，而且不断地加固，或修缮得尽可能舒适一些。
街上的棚子也挤，每家能用的地方有限。不少人只能在床上支个塑料棚子。晚上，一张床上得睡好几个人，或者轮流休息。有的是几家甚至十几家人住在一个大棚里。有人回忆，酷热难耐，副食也难买，大人小孩儿，凑合着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各工厂值班护厂的人员，也是在厂里搭的防震棚里睡觉。
中央台体育播音员宋世雄回忆：“北京市政府为了市民的安全起见，动员人们不要呆在家里，而是走出来住在临时搭的简易棚或汽车里。……大街、广场到处是防震棚，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心有余悸。因为北京离唐山是如此之近，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余震。”
也有极少数仍然住在屋内的人，胡耀邦是其中之一，邓小平及其家人也一度如此。
住在富强胡同６号的胡耀邦，家里用坚实的木头做了个类似双层床一样的东西，躺在下面可防震。胡耀邦就在这样的防震床兼棚子的底下看书和休息。
邓小平家因塑料布棚子塌了，白天就呆在走廊里，晚间进客厅，睡在自搭的木制防震棚下：竖着摆了三排三屉桌，用三排桌子当间隔，上面搭上木床板。在床板下的木地板上铺上褥子，再在褥子上面放上被子和枕头。
由于“棚子”太矮，腿脚不便的邓小平进出困难，又因前列腺炎夜间经常去厕所，他们只好又在院子里搭起了塑料布棚。
后来，他们用中办送来的两块搭盖卡车用的军用苫布，搭成了大棚子，里面安装了电灯，搬进了电视机，还可以在床上打麻将、扑克，“全家人住在这个大棚子下，不像在抗震，倒像在过儿童‘夏令营’”。８月２２日是邓小平７２岁本命年的大寿，也是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地度过的，“什么‘批判’也好，‘打倒’也好，地震也好，我们都能从容应付”（邓榕语）。
地坛医院白天防震棚温度高，危重病人受不了，护士们就把病人搬进病房，晚上怕有地震就又把病人搬回地震棚。因工负伤、右腿骨折的胡知宇所在的医院里不时停电，胡不得不经常脚戴夹板被搬进搬出，以致骨折处重接了三次，苦不堪言。马来西亚使馆一等秘书阿·拉赫曼的夫人，２８日则在一家医院生了一个女儿。
北大教授朱光潜的防震棚盖在门口的小花圃旁边，朱在里面住了半个月。
何兹全回忆：“许多人开始在院子里搭起防震棚。我们工十楼二栋１０家也在幼儿园树林里搭起一个塑料防震棚，大家成了一家，休戚与共，特别亲。”
２７日去天津准备录音昆曲《琴挑》的上海女演员岳美缇，在天津经历了地震以后，２８日下午坐车返回北京，天天都住在大客车内。她回忆当时情景时说：“街道路口都搭起了防震棚，我们天天都到街上看看，打听打听有什么震情，有什么新闻。每天只吃两顿，都是馒头、酱菜、蛋。我们在汽车里一直住到秋天。”
由于广播、报纸缺乏透明度，包括唐山在内的震情和灾情的各种猜测，在群众中流传。
外地有亲戚朋友的，纷纷离京暂作躲避。张伯驹夫妇去了西安，沈从文夫妇去了苏州。在唐山地震中大难不死、肋骨被砸裂的８３岁的孙越崎和妻子，则被儿子从唐山接到北京居住。
李霖回忆道：“全城老百姓的心只惦着地震了，千万别再发生呀！……地震棚里的生活不好过，人声嘈杂睡不了觉，苍蝇、蚊子更让人受不了！反正吃饭还得回家做，没多久我就搬回家住了。别人于一两个月内见无动静也陆续迁回家。”
地震中的一些工作
国家地震局陷于一片慌乱，谁也说不清楚震中在什么地方。电话不停地响，从中央到各省市，还有各个部门，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情况：震中在哪儿？震情如何？还会不会再次发生大地震？……
当天上午８时多一点，已知震中位置但还不了解灾情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从唐山赶来的李玉林等人的汇报：“唐山全平了！赶快救救唐山！”
从２９日开始，北京开始接收唐山地震造成的伤员，许多大客车和卡车载着受伤的人驶进北京，军用直升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同时，成队的军用卡车载着军人以及食物、药品、衣服、帐篷和毯子等救援物资，向唐山及其他受灾地区驶去。
２８日上午，国家地震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黄相宁谈了他们之前作出的地震预报意见。
当晚１０时多，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吴德等人听取国家地震局的汇报。
据参加汇报的黄相宁回忆：到达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刘英勇和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已经先到了。黄相宁进门之后，正好听到梅世蓉汇报的尾声。据黄相宁回忆，她发言的大意，认定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前兆的突发性地震，是根本无法预报、预防的。
接着，黄汇报了事先对这一带地震的预测意见，同时表示，由于预报震级太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万分内疚。
据黄相宁回忆，华国锋当时说，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这个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北京市革委会的领导人迁到人民大会堂里办公。吴德记述：“地震后，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的抗震指挥部办公。华国锋经常去。陈锡联、纪登奎和我，还有中央军委、国务院、国家地震局的一些同志集体办公，负责处理当时发生的一些问题。”
人们镇静地工作和生活
地震发生后，许多工厂的职工和农村的农民，坚持继续生产。必要的水、电、煤、气和粮食供应能得到保证。
总的来说，在初期的慌乱过去以后，人们开始镇静地生活，社会治安情况也较好。
２８日清晨，公共汽车照常行使，仍然有大批人照常骑自行车去上班。
街道上的帐篷区中，开设了卖食品的小铺子，还有流动货车。饭铺成了大量生产馒头的工厂。物价不变。普遍设立了临时卫生救护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各个居委会普遍组织了纠察队。
市革委会组织了１５万人抢修被损毁的民房。至１１月底，平房住宅及旧式楼房住宅基本修复完毕。还有一些可以休息而依然勤奋工作、学习的人。
红学家周汝昌坐在防震棚内的床上，在一个旧白报纸本上，随意写画。时断时续，积得久了，写成了小册子《书法艺术答问》。
住在工人体育场人行便道小棚里的作家姚雪垠，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创作《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于对姚安全的考虑，劝他暂回武汉避震，姚婉拒。他夜以继日地写作，直到把第二卷全部改定。
什刹海体校在室外大树上绑上滑车，马燕红在教练周济川的指导下，在地震期间以及地震以后，就在那棵树底下练出了绷杠转体１８０度和３６０度的绝技。
８月１６日一早，市革委会广播车上街宣传，告诉市民可以回家了。（１５日深夜的广播就说了：“北京地区不大可能发生强烈的余震。”）人们纷纷拆除防震棚，陆续回到了原住房。有些人在室内继续倒立一个酒瓶，作为“报警器”。高校陆续开学。中小学于２３日开学。
媒体的抗震救灾报道还在突出“批邓”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大地震后，人们都忙着抗震救灾，但媒体并没有放松“批邓”和“阶级斗争”。特别强调的是“批邓”。抗震救灾也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摘自７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和《抓批邓，促生产》等等。
北京媒体在北京市抗震救灾情况的报道中，也大力宣传以“批邓”带动救灾的事迹。如在各帐篷区召开“批邓”会、赛诗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帐篷区慰问的演出，都少不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节目。继续进行的忆苦思甜教育，也密切和“批邓”联系起来。如西长安街居委会和干面胡同居委会，分别在疏散点召开“批邓”大会，“批判邓小平散布的‘今不如昔’和孔老二的‘天命论’等谬论”。陶然亭公园疏散点现场指挥部组织群众学习，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北京化工厂“大家说，我们要做到抗灾不停‘批邓’，防震不停生产”。河南寨公社召开批判会，批判邓小平散布的“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等“反动谬论”。一农村妇女的脚伤被卫戍区某卫生队治愈后，她的丈夫“感动得含着热泪说：‘你们真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雷锋式的好战士。邓小平胡说雷锋不在了，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对于这场抗震救灾大事的报道，媒体同样少不了宣传些“闪光语言”或豪言壮语，其中一句响亮而又令人不解的话，应该是首钢迁安矿区工人说的：“地震升一级，斗志增十倍。”
追查地震未能预测出来的原因
“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三天，１０月８日，华国锋批示：“登奎、孙健同志，唐山地震未能预报出来的原因，是应该查明的。”
据刘华清将军回忆，经过他负责的中科院专门小组的调查，１９７７年２月２５日调查组与国家地震局联合提出了《关于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原因的报告》。
报告的结论是：“唐山地震未能预报，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路线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恶果。”报告中谈道：在７月份，地震局领导小组没有研究过一次震情。７月上中旬，有六个地震专业站和八个群众测报点提出不同程度的震前预兆。７月２６日，北京市地震队告急，分析预报室的同志会商后，认为震前预兆严重，要求向局领导汇报。７月２７日上午，地震局副局长兼京、津、唐、渤、张地区协作组组长，在听取汇报时很不耐烦地说：“目前院里事情多，下星期再开会会商吧！”
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地震是天灾。显而易见的是，人祸加重了天灾。”“这场天灾，也使人们看清了人祸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