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数量下降和录取率攀升，已成近三年高考招录的两大定势。从全国看，报考人数从2008年的1050万降到2011年的933万；录取率从2008年的57%升至2011年的72%。
在全国来被录取的28%的考生中，有一部分选择复读、出国留学、港校就读。英国国际教育协会最新的《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0到2011学年，赴美读本科的中国学生有57508名，占同期留美中国学生总数的36.5%。全球化的“生源争夺战”，对中国内地优质生源产生越来越大的诱惑，2011年仅香港大学录取的内地学生就有291名。
直面“高考低分”新生
201 1年，在某些省份高职院校试行“注册入学”的情况下，北京的7.6万考生中，不及专科二批次（最低批次）录取线的考生仅有500名。
按照常理，经过高考的选拔，感知、记忆，思维能力在同龄人中居于前列的大一新生，具有较好的学习基础。然而，当一些低分考生迈进大学门槛后，大学教学，质量的保障势必受到挑战——他们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功底和良好的学习习惯，特别是新生的课堂参与度低．对求知的渴望不强烈。
麦可思研究院的研究者发现，大学生的个人发展过程，第一年最为关键。经过高考的残酷竞争，很大一部分学生是在家长和老师的双重推动下被动地向考上大学部分不知所措的新生，可能出现的学业必趣淡漠。学习成绩不佳等问题，不仅影响其在校生活，而且将会影响其未来发展。
面对一些低分新生可能对大学培养质量带来的冲击，内地大学不应仅仅在招生过程中争夺，更应重视对新生的辅导和服务。尤其是处于招生链底端的大学，不能依旧固守原有教学培养方式和学生工作方式，只有先于新生做好工作转变的准备，逐渐调整不再适应的教学方式和培养方式，才是内地大学追求的目标。
他山之石
对于大一新生的关注，原本只是大学诸多工作中一个例行公事般的短期活动。然而发达国家的相关经历已经证明，当大学面临适龄入学人数下降时，新生入学教育的开展及其成效会直接影响到新生保留率和学生满意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大学退学的学生75%出自大一、大二，其中相当数量学生的退学理由是“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
其实，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值大学的生源结构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学术及思想上并未做好充分准备，他们进入大学后开始面对更多更复杂的抉择，如果很长一段时间仍无法适应大学的自主学习，不能奠定自我求知、提升学习能力的理性基础．就很容易在渺茫和困惑中迷失自己。
由于事关大学的“存亡”，美国的大学对新生的干预从招录开始，贯穿于入学教育、课程教学、教师培训、发展教育、学术辅导和专业选择等多个阶段，比如有专为新生定制的辅计划,研讨课，定向课，又专为新生提供心理服务的机构，还有专门网站为新生提供信息交流支持。
美国大学的新生研讨课历史悠久。以一所普通的综台型大学——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为例，新生研讨课共有3个学分要求，其中“普通研讨课”主要关注学生的适应性转换，包括熟悉校内的学习设备设施，训练阅读和计算能力，学会管理时间、对付压力，学会参与集体活动、合作学习等。该校还将学生以研讨课班级为单位安排在其他必修课中，以帮助新生更好地建立起学习小组，结识新朋友。
在对新生适应性教育的长期研究和实践中，美国学者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新生体验计划”就是其一。尽管它是当初为阻止日益下滑的新生保留率而发展起来的，但后来不久就被纳入确保大学教育质量的基础性工作。该计划有赖于大学学生事务部门和学术事务部门的合作，以使各项活动相互贯穿、紧密配合，给新生提供一个尽可能完整的体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家教育机构的一个专门小组，在1984年撰写的一份《投身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力》的报告中，第一次从国家高度把重点聚焦到大一新生身上，向大学行政管理者强调重新分配教师及其他学校资源的重要性，并在如何分配大一的教学资源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议．以求通过设计出多种服务、学术支持活动与课程间的组台，“创造有意义的大学新生经历”，从而更好地帮助大学提高新生的参与度和投入度。
开展“新生适应性监测与评估”
当今，几乎没有入学门槛的美国社区学院的做法是先进行摸底测试，让成绩较差的新生先进人预科学习，待其达到一定水平后再开始正式的大学学习。然中中国家长不舍接受这种孩子进了大学还要多交预科学费的做法。为帮助中国内地大学更好地了解本校新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便针对新生变化情况开展新生适应性教育，麦可恩研究院在过去两年中针对特定的校内外环境开发的“新生适应性监测与评估”项目，已在成都市的三所本科院校．三所高职高专院校投入调查．并开始为一些高校的2011级新生调查提供技术支持。
早在2009年，麦可恩就开始每年以入校半年后的大一学生为调查对象，跟踪了解他们在进入大学笫一-个学期后遇到的问题及适应情况。对201l级大一新生的月度跟踪调查结果表明，认为自己入学后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学习问题”，其次是“人际关系问题”，“经济问题”。在具体是哪些“学习问题”的选择中，排在前三的依次是“缺乏学习动力”、“对课程内容没兴趣”，“向老师面对面请教机会少”。
尤其需要引起内地大学注意的，是2011级新生适应大学生活过程中最大的帮助来源．其中“学生工作老师或辅导员”和“任课老师”两项的比例相加不足20%，大大低于靠“同学”、靠“自己”、靠“父母亲友”的比例，这无疑提示校方需要进一步改善教师在新生适应性活动中的参与度。
“新生适应性监测与评估”项目的评估报告是从大学的生源分析出发，结合不同生源情况，对新生在学习，生活、经济方面所遇到的种种适应性问题，以及时学校和新生教育的满意度等进行分析。由于入校第一年的体验在在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母校的接受度和总体评价，因而从新生教育入手实施的服务和指导工作，可有效缩短新生适应的过渡期，进而保证在校期间的培养质量。
“宽进”之后的“宽出”之忧
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6.5%，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经历看，毛入学率超过15%以后，“宽进”的招生模式就会出现在一部分职业院校、社区学院，如果只是为了留住学生，大学放低对学生的要求就可以实现，即所谓的“宽出”。而要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则必须坚持“严出”的标准。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
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昊垠指出，如今不适合企业需求的大学毕业生中，除了难以适应社会、没有学会做社会人之外，不少人的中文表达（包括口头和文字）水平极低，这往往成为被招聘方拒之门外的一个重要原因。麦可思总裁王伯庆对此深感认同，认为一个人如果汉语言表达上都有问题，完全可以导致“对方对你所有的统计数据都不相信”，这表明逻辑思维能力没有在他接受的大学教育中得到培养。
每个新学期开始，美国大学的寄宿制是通过教授和学生的共同生活，让学生适应校园，融入校园文化，不少大学还尝试本导师制，由一名导师指导多名学生，关注他们在大学里的成长，涉及生活态度、学习兴趣、学习计划等各个方面。香港中文大学的“新生营”，则通过邀请社会知名人士讲座、高年级学生讲述经验，引导新生了解大学教育。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学会做一名大学生。在近年来赴港求学的内地学生的适应性问题上，“新生营”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者熊丙奇说，迄今内地大一新生的退学情况虽不严重，但通过加强对新生第一年的关注，适当调整课程结构，提高他们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满意度，应列入各大学一年一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指标体系。同时，评估大一新生教学质量的指标中，也不能没有来自社会和师生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