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既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普及并深刻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也是一部形成于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向世界、并对20世纪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

　　曾几何时，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几场战争就将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打得土崩瓦解、体无完肤，沦为列强任意宰割和凌辱的“东亚病夫”。但是，自从中国有了信仰马克思主义、以俄国革命为师的中国共产党，仅仅经过了20余年就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并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于是，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人们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有哪些？他们是怎样取得革命成功的？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向世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广泛传播可以说是从翻译《毛泽东选集》开始的。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高度理论概括。1949年底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主动提出要翻译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访苏回国后，中央即委派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同志（后出任中共中央编译局第一任局长）与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合作，着手翻译毛泽东著作。最先定稿的是《矛盾论》和《实践论》。斯大林读后非常推崇，批示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继该刊于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之后，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又全文转载。根据中苏两党协议，莫斯科外文文献出版社于1952年、1953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俄译本（共四册）。

　　不过，毛泽东著作译介到国外并不是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工作需要就将部分中共中央文件译成外文，有些还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发表。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第一篇被译介到国外的毛泽东著作。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加强国际宣传，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始着手组织翻译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共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时，携带了一批毛泽东著作，交给当时在美国工作的徐永瑛等人组织翻译。此外，1945年抗战结束后，日本友好人士八木宽先生在东北翻译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民主新闻社出版。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部分毛泽东著作的俄文、英文和日文版本流传于世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考虑到世界各国对我党革命经验的广泛关注，开始组织系统地翻译毛泽东著作。1950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英译工作正式开始。英译委员会由徐永瑛负责，委员都是我国最优秀的英文翻译家，其中既有金岳霖、钱锺书、王佐良、郑儒箴等著名学者，也有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冀朝鼎等精通英文的党内干部。前者多承担翻译工作，后者则在工作之余审稿。翻译工作历时三年，于1953年与中文版的编辑同步完成。译稿完成后，按照我方与英共的协议交予英共中央委员会，由英共领导的劳伦斯出版公司参照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在英国出版发行。在英文版编辑出版过程中，由于双方意见不一致，后来停止授权劳伦斯出版公司再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

　　日本从1952年起陆续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其中《实践论》、《矛盾论》的单行本印数多达30万册。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著作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文种，多是国外的兄弟党或政府提出建议或要求，由外方单独或中外合作翻译，中方没有掌握主动权。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我们的中央文献翻译虽有一定组织，但规模不大，也没有建立常设性翻译机构。不过，这一时期仍被视为毛泽东著作翻译的序曲，为后来大规模翻译《毛泽东选集》及修订译文奠定了基础。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问世，中央决定将其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毛泽东著作翻译的大幕由此正式拉开。同年5月，中央开始从外交部、中联部、中央编译局、新华社、外文局、国际广播电台、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外事、外宣单位和外语院校调集优秀外语干部组建临时翻译班子，起初仅成立了英文和俄文两个翻译组，每组20余人，并配以数名外国专家。1961年1月，又成立了法文和西班牙文两个翻译组，人员结构相似。日文则由外文局组织翻译。中央指定这个翻译班子由中央对外联络部伍修权副部长亲自挂帅。此外，中央还专门指派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志为翻译班子做中文答疑工作。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译期间，很多参与工作的翻译家和高级领导干部都认为，为了掌握中央重要文献翻译的主动权，向全世界提供具有较高权威性、准确性的译文，更好地为对外宣传服务，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常设翻译机构。经过一番酝酿筹措，中央联络部和中央宣传部于1961年12月8日联名就此事向中央提出请示报告。同月，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做出批示，同意设立负责中央重要文献中译外的常设机构。由于相关人员没能及时到位且正值中央进行机构精简、调整等原因，成立该机构的事情被搁置了一段时间。1962年4月，中宣部再次就此事向中央打报告请示并很快获批。于是，在全国大幅度精简机构的情况下，我国从事中央重要文献翻译工作的常设机构正式成立。鉴于该机构当时主要承担翻译《毛泽东选集》的任务，因而将其定名为毛泽东著作翻译室，隶属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翻译工作完成后，各语文组又投入《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外文版的修订或翻译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翻译《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之一。《毛泽东选集》除了英、俄、法、西、日五个语种外，还安排了德、意、葡、阿拉伯、印地、波斯、乌尔都、朝、越、印尼、荷兰、斯瓦希里、豪萨、冰岛、丹麦等语言的翻译，总计30多个语种。到1969年，陆续完成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外文版修订和翻译任务。

　　1970—1975年，受“文革”影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曾一度陷于停滞状态。1975年10月，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当时共设英、俄、法、西、日五个语文组，人员以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为主，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了大批优秀人才，每个语文组还配备了两至三名外国专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约计32万字，翻译用时两年多。自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成立以来，除了完成《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修订工作外，各语文组还完成了《毛泽东军事文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等翻译任务。

　　毛泽东思想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不仅是中国大量翻译毛泽东著作的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都积极热情地翻译介绍毛泽东著作。据统计，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有54个国家与地区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有39个国家与地区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诗词》；有20个国家以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语录》，共有35种版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和发达国家社会运动空前高涨，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对外思想传播满足了各国人民的实际斗争和精神需求，从而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对外思想传播的高峰。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对当代世界的思想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自1979年起，我国开始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著作也翻译成外文出版。《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刘少奇选集》（上、下卷）、《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陈云文选》（一至三卷）相继被翻译成英、俄、法、西、日五种文字出版。根据中央不同时期对外宣传的需要，还翻译出版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邓小平论香港问题》、江泽民《中国能源问题研究》、江泽民《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江泽民文选》第一、第二卷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著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翻译和传播在对外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新成果，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指导思想、执政理念和具体方针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之外，党代会文件、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文件以及中央其他重要文件的翻译也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政策和实践的重要途径。中央编译局正式承担了有关文件的翻译工作，因此，1982年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更名为中央文献翻译室，1995年更名为中央文献翻译部。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思想传播，它不仅对20世纪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人的思想在沉寂数百年之后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