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虽然我国的社会结构仍然处在急剧变化的阶段,但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减弱,开始出现凝固化趋势,赢者通吃、弱者无助的现象时有发生,“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词汇不断挑动着人们的神经,引发人们对当代社会流动问题的思考。正确看待我国社会阶层现状,努力营造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对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社会学认为,社会流动的含义是个人跨越社会阶层壁垒的位置变化,流动性的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合理的社会流动意味着代际相关系数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阶层固化”则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指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受阻,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社会结构调整速度变慢,相对强势的阶层子弟能轻易停留在其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上。

　　一个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但不同阶层之间相互流动则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在现代社会,反映人们社会地位差异的社会分层现象是人们在社会经济利益上的差别的制度化形式,这些差异和不平等是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沟通和协调的障碍。如果社会阶层界限凝固化,就会强化不同阶层的集团意识,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在比较利益面前,会产生和累积起不满能量,引起社会隔阂、摩擦甚至冲突,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便成为社会阶层关系持续紧张的矛盾根源。而化解阶层冲突的主要途径是合理的社会流动,它可以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缓和社会地位差别造成的冲突,释放由社会不公平的能量形成的社会张力。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程度越高,社会的阶层结构越具有弹性,集团性的冲突就越不容易产生。可以说,高流动性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阶层划分,主要是以从事的职业对社会群体的身份进行界定,1949年到1978年间我国社会主要分为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和90年代的民工流动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控制的城乡分割和工农区隔,加之新兴的外资、民营经济成分比例不断扩大,为民众提供了一条向上流动的通道。一个今天卖菜的摊贩,明天有可能去卖电脑,“朝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也不是个别现象。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将中国的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取代了改革前的“两阶级一阶层”。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代际流动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较高水平,使不同社会力量出现了均衡性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秩序与活力其实正来源于此。

　　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建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调整,资本市场监管等一系列改革,使社会资源重新走向集中,出现了社会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凝固化的现象。表现为教育改变社会身份的作用不如改革初期那么有效,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财富向上转移、风险向下积累的趋势明显。由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不能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这个群体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上层社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其一,由于社会中流动的门槛增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目前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二代”的话语表达,背后都可以看到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

　　虽然我国目前存在着一定的阶层固化现象,但不同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的通道并没有被堵死,流动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二代说”只是改革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一个合理的阶层结构,不仅要靠经济结构调整,还要靠积极的社会政策加以引导。实际上,我国目前很多政策设计都在试图打破阶层壁垒,保护弱势群体权益,例如严格的公务员招考制度、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等。

　　就目前我国阶层结构的现状来说,有两个问题要解决好:一是构建合理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阶层,二是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将弥漫在社会中的各种怨气、焦虑、愤怒和不安全感,转化为改革的动力。第一,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第二,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三,制订完善的就业政策。第四,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第五,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