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创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开放包容的胸怀，摒弃“门户之见”，强化交流合作，坚守学术道德，弘扬科学精神，推进协同创新。他以西南联大为例，指出抗战时期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虽然历史不同、学风各异，却做到了“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为中国高等教育构筑了一座精神丰碑。

　　回望百年中国大学教育史，西南联大是一座绕不过去的丰碑，这所大学虽然仅仅存在8年多，却在当时乃至闭校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引领思想、服务社会，开创了一段群星璀璨的光辉岁月。陈寅恪、华罗庚、冯友兰、吴大猷、汤用彤、赵九章、闻一多等一批教授在那时完成了近现代中国各相关学科的一批奠基性著作；这里还云集了周培源、梁思成、朱自清、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潘光旦、钱端升、金岳霖等诸多载入中国文化科学史册的巨匠；而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邓稼先等其时正在西南联大求学，这里几乎决定了他们的未来研究方向。西南联大成就了这些当时的大师和未来的大师，也成就了“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陈吉宁校长回顾西南联大的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追忆那段烽火中的年华盛景，而可能是希望能够在精神气度上重建西南联大，希望那段宝贵的大学传统能够血脉传续，植根于当今。若然当真，则清华幸甚，大学幸甚。

　　中国当代大学教育之所以屡受苛责，有一个看起来重要的原因是无论如何努力，仿佛仍然离世界一流大学颇有距离。大学改革之艰难，有多方面的原因，昔日的象牙塔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明珠，而是逐渐走向社会化、大众化，难免会被社会文化、大众文化乃至官僚文化所左右。比如公立大学均拥有行政级别，清华、北大领衔几十所大学变成了副部级高校，还有一大批厅级大学和副厅级学院。这种现象的出现，却也不能全把责任赖在高校身上。在一个官本位意识依然浓厚的社会，如果高校没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办起事来事倍功半，乃至于举步维艰，诸多民办高校“走麦城”的命运已然说明了这一点。故而，若全社会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开战，或将是中国高校迎来新的发展春天的一次重大机遇。

　　这些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既有关起门来自成一统的声音，但更多的还是自我反省的声音，人们都认识到不改不行，不改革不足以成一流。陈吉宁校长说，“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开放包容的胸怀”，难免使人联想到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大学老传统。学术视野如果被局限，被种种禁制困住，必然难以有好的成绩，难以有好的前景。我们对学术的看法应当更开放，不应把其他领域的规律、规矩强行搬到学术领域来，学术有学术的规律，学术有学术的规矩；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更在包容之大也。应该让大学多一点包容，多一点气度，多一点学术、教学和学习上的开放度，少一点官僚气，少一点工匠气。

　　1946年，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如此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作为抗战时期的产物，作为烽火连烟中的特有形态，西南联大已经成为过去时，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永远都应当是进行时。这需要我们的管理机构和大学校长们更加开放包容，需要各大学齐心协力，也需要全社会不要那么急功近利，还大学一张安静的书桌，还大学一个理想的现状，还大学一个值得期许的美好未来。